【eNet硅谷动力专稿】911事件发生之后，人们纷纷探讨它对整个经济走势的影响。最初我觉得，几架飞机撞了几个楼，就谈对世界经济怎么怎么样了，未免有点小题大做。直到有IT老板不断与我探讨，始觉惊奇，继而认真考虑了一下，觉得真是一个问题。

　　细想之下，我得出一个可能多少出人意料的结论：从纯商业的角度看，美国的单边主义，正在经济领域导致国际分工生态链的断裂，为避免新经济走向衰退，与中国合作也许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这对双方都是一个双赢的机遇。合作的思路是“以市场换知本”。

　　具体来说，美国IT的有效需求不足，在欧日不配合的情况下，给了中国人一个长久的商业机会。这个机会就是以中国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形成的市场需求，与美国的IT供给相对接。中国暂时让出市场后，换回什么呢？我认为引进技术是第二位的，第一位应是谁占有市场，谁负责培训中国的人力资本，相当于大规模让国人在国内“赴美留学”。最终，赌中国人能不能象联想那样，先当学生、当孙子、当代理，最后靠对国情和市场的熟悉，翻过身来，依靠技术重新夺回市场。

　　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对个中利益的体味，达到了犹太人般的精细，这就是盖茨。10月19日盖茨说：“微软一致致力于与中国的信息产业共同发展，类似于‘Architect　2000高级软件研发主管研修计划’将帮助中国培养一大批的高级软件人才，从而使中国能发展一个在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都具有地位的软件产业。”已经把“市场换知本”的方案抛了出来。

　　面对这稍纵即逝的机遇，中国人能把握住吗？

　　911故事的寓意

　　把911事件中一切故事性的东西全部抽象出去，这一事件的普遍意义，我直截了当地归结为：单边主义全球化的矛盾暴露。

　　恐怖主义形式的实质，是强弱对立，即弱者对强者的非理性的反对。美国政治上的单边主义与经济上的不可持续发展，客观上造成和加剧了世界的强弱贫富分化，表现为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只求自己单方面利益的满足，以强凌弱，以富欺贫。正如杜厚义先生指出，“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表明，经济全球化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由于收益分配的失衡，导致世界财富和市场向少数发达国家集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增强，破坏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加剧，成为恐怖主义行动的口实。”而强弱贫富矛盾的尖锐化，是当前世界经济衰退的主因。

　　不可持续发展，是单边主义的“经济版”。911事件如果“导致”世界经济衰退，根本原因，我认为杜厚义先生的分析，在我看来是各种分析中最透彻的。他认为，“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难以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大大减弱了新经济的波及效应”。我深以为然。一年来，我也曾反复思考，为什么新经济明明大有前途，眼下却输得这么惨。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从根上说，是美国的“弱智”使然。

　　历史上历次成功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与这次信息技术革命都有一处明显不同，就是形成了良好的国际范围的产业分工体系，这次却没有。本来，最合理的分工是，美国处在信息化的高端，欧日处在中端，发展中国家处在低端。但由于欧洲和日本信息化滞后，产业结构过于传统，没有与美国新经济形成合理分工。倒是东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形成了研发与制造的分工，但这些发展中国家不象欧日那样，能够形成有效需求，以支持美国上游的供给。这就使国际产业生态链产生了断裂。这是纳指暴跌的外因中根本的一条。内因则在于，美国高科技发展，出现了劫贫济富的财富效应，导致国内IT有效需求不足。由于内外需求不足，终于使纳指崩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人选择的是一条不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之路。毫不顾及数字鸿沟另一端的死活，把另一端逼得或者不与自己合作，或者甚至“狗急跳墙”，成了恐怖分子；最后结果，是自己衰退，大家也跟着一齐衰退。

　　911事件后，商人最关心的，是赚钱的大背景、大趋势是向好，还是向坏。我分析如下：走出衰退，实际就是如何提高有效需求，有上中下三策，但上策和中策都不可实现。上策是指望美国理性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可以一招致胜，但希望不大。一方面是美国当政者“智商”不足，明明是需求不足，但却用战争和减税政策去刺激供给。这是药不对症。拉丹又不是美国老百姓的消费品，打他创造的虽然是供给，却不是有效供给，时间久了，结局只能是滞胀。二是共和党在台上，对调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利益动机明显不足，而这又正是提供需求的重中之重。美国在这方面，最可能的是把米老鼠精神中的负面因素发挥到极限，即撞多少次南墙都不回头，最后以危机形式去硬着陆。中策是让欧日大幅提高对新经济的有效需求，来接美国过剩的IT供给。但此路也走不通，摆明了欧洲和日本一个赛一个的闹独立性，根本不想与美国去“生态”合作。这样就只剩下了下策，即中美合作。本来，中美经济发展阶段差得太远，一个工业化还没完成，一个信息化出现“过剩”，是分工合作不成的。但学习盖茨，把利益问题考虑得再细致一些，就会发现一个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利益缝隙，是可以达成双赢合作的。

　　商人可以从中看到最大、最持久的赚钱机会。但这个机会不会自然而然实现，要靠人来把握。

　　中国人的商业机遇

　　最大的挑战就是最大的机遇。走出新经济衰退的唯一必由之路，只能是形成有效的国际分工。既然单边主义的全球化，是一种现实，最佳的分工和次佳的分工，都不由我们说了算，我们就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考虑我们自己的位置怎么更合适。这样反而更好，美国“弱智”、欧日“不智”，就把天上的馅饼，掉在了本来轮不到的中国人的头顶上。

　　首先，不能怕国际分工。中国不参与国际分工，这在加入WTO前，也许有可能；但在加入后，想不参与国际分工也不可能。问题只是和谁分工，怎么分工，对我们更为有利。参与分工的目的，是往产业结构的高端调整自己，因此不能甘居下游。但又要讲策略，不可能一步登天，你跑最高端，让美国去当你的下游。就是美国答应，你一旦搞起新经济的“大跃进”，也非摔跟头不可。进不得，退不得，难道没路了？不然。我认为，中美之间，可以建立这样的分工：美国的信息化需求，对应美国的信息化供给；美国信息化供给过剩部分，去对应中国的工业化需求；中国将工业化需求，调整为用信息化的方式满足（即包括技术和管理两方面，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变以工业化供给满足，为以信息化供给来满足；作为让出市场的交换，美方承担将中国工业化供给能力过剩部分，通过人力资本培训，转化为信息化供给能力的义务。我们所说的机遇是什么呢？是欧日不肯与美国做这样的合作。原因是欧日的传统工业包袱太重，为了追求短期就业和增长的政绩，不肯锐意改革，进行结构调整，显得暮气重重；而中国正好相反，本来就要进行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又处在比较有朝气的上升期，因此反而容易与美国沟通利益。

　　其次，要总结中美新经济合作中的误区和教训。我们过去引进美国的信息技术，有一点值得反思，就是怎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有中国特色的路子。过去的模式，相当于照搬美国发达社会条件下，信息化供给对应信息化需求的模式。它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工业化没有完成，信息化有效需求不足，硬要照搬的结果，在个人需求方面，就形成ISP和门户的悲剧。在企业需求方面，形成的是“市场换技术”的简单战术，嘴（引进）很大，但胃（消化和吸收）太小，先进技术和管理作用发挥得不充分。从战略上深究，是因为没有形成关于国际分工的系统思想，把希望过多押在了产业高端，对产业中端下的功夫太少太少，加之没有结合进改革的系统思路，在主战场上“战力”不足，错失了不少战机。应该调整成什么样子呢？就是用工业化的需求来替代原来的信息化需求的位置。把传统产业的改造摆在第一位，把信息需求放在第二位。相应的，对美国的IT供给也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求它更加从中国企业的实际出发，更加强调应用和用户体验。另一方面，还要对传统的工业化思路进行调整。传统工业不能老是放着信息资源不用，非用更耗能、消耗自然资源的粗放方式发展制造业，不能把浪费的GDP当作国力的一部分。加入WTO，对传统产业来说，意味着要用跨越式发展，即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方式来发展。退一步说，不如此调整，就会失去一个加入国际分工的良好契机。

　　第三，国际分工合作的基础，是中国人力资本的增进。国际分工，只是现有比较优势的体现。我们参与分工的目的，一定是发挥出创新优势。创新的主体，当然是人。中国最多的就是人，最少的也是人，是“知本”化的人，即人力资本。以往我们偏重的是“以市场换技术”，这没有什么不对，但前提是能消化吸收这些技术（包括管理），这方面做得很不如人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人力资本，缺乏能消化吸收技术和管理，进而实现技术和管理创新的人。我们过去净做亏本买卖，培养的大学生出国成了人家的人力资本；我们还要高成本地引进国外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做我们的各种CXO。倒不如实行这样的政策：谁占有中国的市场，让他出钱培训一定比例的中国人。其比例主要考虑使他进占市场的受益程度与传统对手退出市场的损失程度之间有一定的平衡。这样有助于在宏观上平衡国际分工带来的负面影响。

　　分析微软的“Architect　2000高级软件研发主管研修计划”这个案例。该计划将用1年的时间，通过与中国11个软件开发园区的合作，为中国领先软件企业的首席技术官员提供软件设计体系原则、开发技巧和最新技术的培训，从中培养出2000个中国软件架构设计师。这实际就是一个“市场换知本”的交易：我进入你的市场（让有关的2000人接受微软的软件标准，等于微软获得了这部分市场），你让我成为创造性人才。我个人认为，这种模式不失为一种有普遍意义的选择。

　　联想当年，也是从作国外品牌产品代理出身的，这不妨碍他最终从IBM等国外厂商手中最终夺回中国市场第一的份额。这就参与分工、循序渐进的好处。善于学习的人，不在于入学时曾是学生，而在于毕业后能否超过老师。(文/姜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