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个不太成熟的观点。将制度成本与制度效益割裂开了。以为“是非”问题清楚（其实也是自以为清楚）了，就可以进行制度设计了，只剩下执法难度这个枝节问题了。其实，执法难度作为制度成本问题，它是一个实质性问题，而不是技术性问题。制度效率是效益与成本之比，离开成本谈效率，谈一个制度好还是坏，是没有意义的。
既然保护奔驰与保护软件的制度成本有天壤之别，怎么能把“奔驰等于软件”随便运用到产权制度设计上来呢？
我们注意到，江泽民在谈知识产权时，谈的是合理保护。什么叫“合理”，我个人认为，考虑知识的共同消费性特征，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执行成本，也应是“合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从公平原则出发，讨论产权制度的利益分配问题
奔驰与软件的第三个不同，在于产权制度代表的利益分配方案中涉及的生产者社会责任不同。生产外部性弱的产品，与生产外部性强的产品，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因此涉及的公平问题也不同。
对于奔驰来说，这种有形产品的外部性很弱，奔驰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对奔驰用户来说，主要取决产品自身，和奔驰是否成为汽车的标准关系不大；但软件则不同，这种无形产品的外部性很强，一种办公软件对于用户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不仅取决于这套软件内在的质量，还要看别人是否都用这套软件。这种差别决定了，产权利益的分配，产品外部性越强，与非用户的关系越大，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应当越重；产品外部性越弱，与非用户的关系越小，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越轻。
薛有一个极为幼稚的观点，认为市场形成的垄断不必去反，要反只应反行政性的垄断。显然，在他的思维中，存在与国际潮流接轨上的盲点。传统财政理论认为，外部性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以垄断形式提供，但新经济出现了一种新的主流现象，即企业也可以成为生产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外部性产品的主体。如微软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就属于这种情况。对此，原有财政理论的解释已不再灵验，而可以改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解释。联合国安南和绪方贞子一再提出“负责任的企业”的命题、大卫.施沃伦的《财富准则》也系统阐释了这种观点。当企业形成市场垄断时，如果涉及的是外部性很强的产品，由于存在“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现象，引入新的竞争者门槛过高，很不现实，一般要求企业承担两种社会责任作为补偿：一是主动承担创新的责任，因为你通过市场垄断消灭了竞争者，有可能造成创新压力不足，使社会利益受损，你必须“不用扬鞭自奋蹄”，否则社会就权利抽你；二是主动承担对消费者的责任，不能对已被锁定的广大用户随意定高价。这就是从美国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运动中推出结论。在这个潮流下，还认为市场垄断不必去管，是过于保守和过时的观点。美国现政府放了微软一马，是出于私利，不能成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存在的证据。
江泽民特别谈到与效率原则相对的公正原则：如：“防止基因歧视、保护个人隐私、贯彻知情选择和实现公正原则，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制定有关规章制度，促进、引导、规范和保障科学的健康发展。”（《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专访时的谈话》，（二○○○年五月十七日））
江泽民极为强调知识生产中的社会责任问题。说：“广大科技工作者既要努力攀登科技高峰，也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学知识宣传和普及的责任，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考察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时的讲话》（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特别是他直接谈到了类似“企业社会责任”的东西：“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二○○○年八月五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另一个名称，就是“企业伦理运动”。这就涉及“德”的问题，我认为，在经济领域谈德，实际是指社会责任。因此新经济的必然推论是：德的成分的多少，应与产品外部性的多少成正比。越是知识经济，越要讲社会责任。这是与工业社会不同的。在工业社会，社会责任由政府承担，由财政税收解决，而非由企业承担；在信息社会，企业分担公共产品生产，所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才突出起来。那种认为市场垄断不必去管的观点，境界上显然差了一大截子。
具体到创新和消费者权益这两种社会责任，江泽民一方面指出：“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把科技进步和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同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座谈时的讲话》（一九九八年三月四日））。另一方面指出：“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相比之下，等同论在忽略产品外部性的同时，隐蔽地推脱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奔驰与软件的第四个不同，在于产权制度代表的利益分配方案中涉及的消费方的国家利益不同。
等同论是一种形式逻辑上的诡辩，其逻辑是，有形产品（奔驰）是产品，无形产品（软件）也是产品，所以，适合有形产品的制度，一定适合无形产品。说国内知识产权专家糊涂，我还相信，但说美国人也糊涂，我就不大相信了。证据是，我看到的几乎英文写的所有互联网经济学，都不约而同把外部性问题，从经济学边缘拉到了中央。说明美国人对有形产品与无形产品的不同，研究到了很高阶段，可以说是“门儿清”。明明懂的事情，为什么在这个逻辑上要“装”“糊涂”呢？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信息业和制造业的分工。发达国家利益最大化所在，就是将制造业的产权保护制度，原样照搬到信息业中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与信息业的规律是一样的，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是一样的，奔驰和软件是一样的。这个“利”令他们把别人的“智”搞“昏”了起来。
谈到这个份上，就会明白，这是一个利益问题。光穷究学理，从资源配置上去论证资源共享的原理，你没见人家躲着你，捂着耳朵不听吗？说明他们早就明白其中的道理。对于他们来说，制度设计不光是资源配置，更主要是利益分配。在有关知识的利益分配上，谁厉害，谁就可以扇对方大嘴巴子；谁软弱，谁就受欺负。发达国家欺负发展中国家，还需要理由吗？
但如果世界都是这样，就没有希望了，就不“可持续”了，就离乱不远了。所以，我觉得江泽民的讲话是公道的：“经济全球化对生产力发展的新推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带来的新成果，应该造福于全人类，特别是应该用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改善极度贫困人口的生活境遇，使他们得以具备自我发展的条件。”（《共同创造美好的新世纪 ——二○○一年新年贺词》（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值得注意的是，各国的信息网络化水平目前还很不平衡。发达国家具有信息技术优势，拥有越来越多的信息资源，成为信息富国。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相对落后，不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在信息化方面也相对贫困。当今世界，信息化水平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扩大。这种状况不改变，南北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世界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发达国家有义务在技术、资金和人才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它们的信息化进程。”（《让信息技术更好地为人类造福——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我们希望，新世纪成为各种文明共同进步的世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各国的文明，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共同创造美好的新世纪 ——二○○一年新年贺词》（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江泽民说过一段特别重要的话：“我认为，应本着共同开发、共同受益的原则，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打开新的空间，加强各国在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上的合作。经济全球化不应仅仅是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更应注重科技知识的普及化。应根据新的形势，对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规则作出适当的调整。在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按照市场规律，使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保护期限和保护方式，有利于科技知识的扩散和传播，有利于各国共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利益。”（《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斯里巴加湾））。
我感到最奇怪的是，江泽民在斯里巴加湾的讲话，并不是保密的，但我极少从知识产权专家口中听到谈论它。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对知识产权问题，不能对不顺耳的，就不去听；有人出钱，就使劲往极端里讲，这不是科学态度。最起码，要想一想解放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和老百姓的利益。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提出，实现全球信息资源共享是缩小数字鸿沟的重要步骤。信息资源有许多不同于物质资源的特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可共享性，并可以实现典型的“双赢”。我认为，这可以成为否定“奔驰等于软件”说法的一个权威结论。
当然，奔驰与软件是不是也有共性呢？有是肯定有的，知识产权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不是一说知识共享，就不要知识产权了。我们的观点，是要在这两个方面之间保持动态均衡，而不能偏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极端上去，不能搞超世界水平保护。毕竟国家信息化的二十四字方针里，还有“资源共享”一条呢！(文/姜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