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硅谷动力专稿】62亿搅动一潭深水。

　　2002年6月27日，国家计委与微软CEO巴尔默签署的一项合作金额在62亿元的协议，似乎要给中国软件业发展带来新的方向。

　　打个不完全准确的比喻：如果把“本土教练”科技部原先认定的20个软件园比作国内足球甲B联赛，将“本土教练”信息产业部重新认定的11家“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比作国内足球甲A联赛，这次合作就好比中国国家足球队请来了微软这个“洋教练”，而且还带着《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个关于怎么“踢足球”的“施政纲领”。

　　就象争论中国足球如何雄起一样，人们也在纷纷关注：中国软件业要成功，到底念什么经？

　　可以肯定的是，微软这回终于想明白了；

　　不能肯定的是，我们自己到底是否完全想明白。

　　也许我们可以想明白的是，软件业最终要走市场导向之路；而最有可能想不明白的是，软件业要实现的是工业化，还是信息化。

　　微软终于想明白了

　　微软想了好几年都没有想明白的事，这次终于让巴尔默和唐骏合伙想明白了。

　　微软走到今天，应了托夫勒1970年的预言：从产品走向服务，从服务走向体验。

　　微软在中国的历史，正好是在演奏产品、服务和体验三步曲：与产品对应的，是微软的知识产权战略，以卖出PC软件为目标；与服务对应的，是微软的企业策略，以应用和服务为诉求；而与体验对应的，则是62亿大单背后的“源代码”——帮助对方成功。

　　定位于产品层面的微软

　　盖茨主政时期的微软中国战略，主要定位于产品层面。盖茨的战略思路，是通过建立技术霸权，在不承担技术扩散和消费者权益双重社会责任的条件下，净取垄断产品利益。几任微软中国总经理，受的主要都是产品压力。

　　微软在中国的路数是，第一步，先让你们盗版，培育出市场；第二步，进行院外游说，改变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使最终用户盗版非法化；第三步，包括政府在内的最终用户被迫使用微软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产品，微软中国的业绩由此火山爆发。

　　微软的计谋几乎就要成功了。他们做得最成功的一步是，“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想都不敢想的“大馅饼”：中国竟超过WTO要求和美国本土标准，认定包括政府、教育机构在内的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非法（国际惯例是对于最终用户合理使用未经授权软件，不视为非法，一般只追究商业用户盗版）。

　　但人算不如天算。在北京市政府采购案中，微软逻辑的第二环节和第三环节可笑地断裂了：北京市政府说，对，我是要用正版软件，但我用国产的，不用你的。微软的院外活动等于给他人作了嫁衣裳。

　　在这些戏剧性事件背后的深层矛盾在于：微软定位于产品，与中国软件业发展存在根本利益冲突。会成为这样一个博弈：盖茨问中国，你到底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做什么？中国人对他说，我要自己搞软件产品，你死去吧！

　　定位于服务层面的微软

　　从定位于产品，转向定位于服务，最大的一个变化，是知识产权在这里基本无用武之地。因为盗版主要发生于最终用户所用的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而企业商用软件基本不存在盗版问题，因为对大型商用软件来说，只有通过服务才能有效使用，所以商用软件实际是卖服务而不是卖产品。

　　据说，在唐骏的规划中，今年微软中国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树立微软在企业级软件市场的地位，从以产品为导向的市场策略向以应用和服务为导向的市场策略转变。为此，微软会有一系列的渠道建设、合作伙伴计划。微软今后会与合作伙伴有更紧密的合作来开展业务，合作伙伴战略是微软今后的一张王牌。

　　在商用服务领域，微软需要占据的战略要点，一是商用技术标准，如XML；二是社会资本，包括关系和信任，特别是政府、行业的关系和信任；三是建立行业生态链；四是行业规范和基准，要进到制订规则的圈子里来。微软作为中国这方面市场的后来者，每一样都需要积累。

　　微软服务战略的最大敌人，不是盗版，而是关系。需要“鲍尔默关系学”来处理这类问题。如果搞不好，典型的博弈关系就会成为：鲍尔默问，你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做什么。中国人回答：我要的你全都不懂，你跟我没关系，我不相信你。

　　定位于体验层面的微软

　　微软自从推出XP（“体验”的英文缩写），就标志着他已在战略上进入到托夫勒划分的“第三波”了。服务定位于“用”，体验定位于“体”。光把自己定位在应用和服务，是追不上领先者的。微软决定走捷径，就是从微软的核心战略库中，直接搬XP（体验）这张牌，希望高举高打，从战略上致胜。体验的基本模型，对个人用户来说是“让你快乐”，对企业用户来说是“帮你成功”。微软既把重心放在企业服务上，自然相应的体验战略就必然是“帮你成功”。这就是62亿大单的核心。

　　2001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上，鲍尔默拜会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后，开始意识到了自己有责任参与中国软件产业的建设。鲍尔默说：我们和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签订了一个协议，希望帮助中国产业发展。微软在中国市场或其他市场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软件产业的发展。微软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说，"其实说白了，就是微软希望支持国内软件产业的发展，并为此投资62个亿，经过与计委的合作，双方为投资共同制定了方向。"

　　采用体验经济战略，微软才第一次与中国人想法对上了点儿。达成合作的这个博弈是这样的：鲍尔默问，你到底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做什么？中国人说，我要的是中国软件业的成功，为此我愿意用市场来换。鲍尔默说，好，我帮助你成功，你给我一部分市场。

　　我认为微软这次态度基本上是认真的。因为帮助用户成功，确实符合微软的逻辑和利益。唐骏总做出一付“你的成功，比我的还重要；我的成功，要靠你的成功”的姿态。这种“表演”，基本也是可信的。因为这正是XP的精髓所在。反过来说，唐骏要是连微软的体验经济都不懂，那不是微软又选错人了吗？

　　当然，说微软真诚合作，不等于说，他想帮忙，就一定能帮好忙，而不是忙倒忙；也不等于说，他帮了忙，中国软件业就一定能成。外因毕竟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所以我们下一部分，主要是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

　　我们明白不明白

　　1、可以想明白的

　　以市场换技术，是中国传统的产业发展政策。在计委请“洋教练”这个例子中，包含着这样的实际内容：

　　第一，以市场为导向，提升民族产业。通过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通过市场行为达成规范、标准和技术的扩散、融合与统一，我们获得产业提升，微软将从中低端的服务和产品获利。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中国软件业的“成功”。微软长期没想明白的，就是他想光想向中国引进产品，不引进技术和管理。这样会无助于中国软件业的成功，还会发生正面冲突。

　　第二，市场形成技术标准，而非靠行政决定标准。引进技术的过程，势必成为一个引进技术标准的过程。这与自主建立标准和系统是什么关系呢？我国软件园建设，长期以来，是在“政府主导”的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的。不用讳言，我们主观上往往习惯于“人造”标准，而非市场标准。自主标准不可少，可实际上难有竞争力。微软的方案绕来绕去，核心是强调市场导向，强调由市场形成事实标准。

　　强调市场形成事实标准，有两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由国内需求决定标准。由于市场在中国，所以微软要入乡随俗，为这种“标准”付出代价。这是中国人利用市场优势与微软讨价还价的本钱。因此，我们讲要“鼓励应用，内需拉动，把培育市场作为发展软件产业的切入点，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中国软件业要大发展，单单为了引进技术，就不可能完全是面向出口，否则，你的市场优势在哪里，微软为什么会为你的市场而付出？另一方面是由国际需求决定标准。“要坚持开放，扩大出口，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促进国产软件标准和质量与国际接轨”。扩大软件出口，必然要与国际市场接轨，这在客观上，也会提出市场引导的要求，包括与国际系统接口的要求。我们的软件园建设，就象中国足球联赛，不可能不问市场，不问国际先进水平，关起门搞近亲繁育。

　　这是一个软件“贸工技”的思路。

　　没有想明白的

　　想明白要按市场和需求导向的方式发展中国软件业，请一个高水平的“洋教练”来“帮助成功”，但如果内因不配套，不能发挥作用，中国软件业的成功，仍然会是一桩悬案。

　　内因，就是指中国软件业发展的自身成功因素。我个人认为，我们比较多地从工业化的经验中归纳软件业所需的条件，但较少从信息化的要求出发分析软件业需要的土壤。最大的问题将出在这里。内因要自己起作用，内因不起作用，有多少微软这样的外因，也不会有好结果。

　　软件业的发展，不是又一场简单的工业化运动，它本身就是信息化的过程。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信息化是系统的有机化过程。而工业化是系统的无机化过程。软件业作为信息化过程，本质上是智慧的有机化过程。抓不住这个本质特征，软件业发展就没有根子上的生命力。

　　我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我认为中关村发展存在以下背离软件业信息化规律的遗传基因，会让真正正确的东西“水土不服”：

　　首先，中关村“重外轻内”，重物质资源汇聚，轻信息空间重构。

　　中关村目前浓厚的房地产气氛，与信息化是背道而驰的。根子在哪里呢？原来，我们在战略设计上，把城市信息化的基础理论理解反了，在世界观上就反了。我个人认为，信息化在本质上不是城市化，而是乡村化。硅谷就不是按城市化原则建立的。而中关村却在按城市化原则建设，把有限的资源过多投入到物质资源的城市化集中上了，而没有把资源聚焦于信息空间的重构和知识会聚上。将城市化与信息化并轨，只适合那些工业化未完成地区，不适合中关村。中关村的魂在于“村”（地球村）而不在于“城”，因此重要的是“重构信息空间”。我推荐卡斯特《信息化城市》一书，其中谈到：“信息空间历史性的出现正逐步取代城市空间的意义”。具体怎么做，大家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其次，中关村“重硬轻软”，重正式制度建设，轻非正式制度建设。专家提出，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疏通融资渠道，建立“二板市场”，提供支持性设施等，都是对的，也是好的。但这些都只是用工业化的手段在间接建设中关村，而不是在建设中关村本身。这里面也有对信息化的片面理解。正式制度，是用无机化的方式建设系统，而非正式制度，是用有机化的方式建设系统。最典型的就是社会资本的建设，是中关村非正式制度建设中最薄弱的一环，是软件企业做不大规模的最直接原因。卡斯特在网络社会三部曲中，精辟地将网络社会概括为物质网络建设和精神网络建设（认同）的“二合一”。中关村一手硬，一手软，没有“认同”这一关键制度设计，成为只有一条腿的“硅谷”，是最大败笔。没有人文认同的中关村，是冷血的中关村，不会产生有生命创意的软件天才组合。

　　再次，中关村“重大轻小”，重视大企业，不重视中小企业。中关村作为有机整体，扼杀创业精神，忽视草根文化，是非常危险的，这会使机体逐渐失去活力。方兴东、王俊秀在《正在消逝的中关村》有充分论述，我很赞同。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也是政府在根子上没有理解信息化是有机化这样的观念，还在按工业化思维思考问题。

　　最后，中关村“重强轻弱”，重视强势群体，忽视弱势群体。表现在多方面，如在知识问题上，片面强调知识产权，忽视信息共享；在利益设计上，片面强调企业家利益，忽视外部性、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社会责任等等。这些都会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知识有机化的社会生态环境，使软件业缺乏内在生命力。

　　我说的这四个方面，看起来都不象“政策”问题，净是一些软性的、“轻飘飘”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关村成不了硅谷、班加罗尔，正是差在这些“细节”方面，而不是差在那些“宏大”的方面。

　　我们软件业发展，同硅谷、班加罗尔比起来，不尽如人意，不是不努力，而是用力过猛，我们还没有学会自然而然地让一件事充满活力地、自发地、无心插柳地成长起来。“用力过猛”的实质就是工业化，而“充满活力地、自发地、无心插柳地成长”正是信息化的特征。我们习惯了雄纠纠地搞“用力过猛”的运动式的工业化，还不太习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有机式的信息化。这正是中国软件业发展令人担忧之处。

　　千万别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微软想明白了，来帮助我们成功；我们自己却整不明白，因而把成功又还回去了。(文/姜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