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五）
数字论坛的历史回顾
《数字化生存》：数字论坛的精神起点
《数字化生存》是数字论坛成员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贡献。它是当代的天演论，它的译者胡泳，因此可说是当之无愧的当代严复。“数字论坛”思想起点的高度，一开始就定位在这里。数字论坛的历史地位，也应由此开始评价。
正如胡泳自己评价《数字化生存》说的：我觉得它的命运在中国有点奇特。其实这本书在国外并不算一本一流的书。尼葛洛庞帝虽然优秀，但基本上还算一个技术专家型的人物（从书中一整章讨论人机界面即不难看出），并不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思想家——当然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即我们生活的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正由“原子”变成“比特”。但这本书在中国适逢其时。一个朋友以《天演论》做了一番类比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天演论》在当时的英国不是一本特别优秀的书，赫胥黎在英国的思想家当中也并不算举足轻重之辈，但严复把《天演论》译入中国时，中国恰好是因为要救亡图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中国人觉得自己一定要图强，抛弃贫弱。所以这本书反而成了那时候的“圣经”。我觉得《数字化生存》的红极一时跟这个道理是类似的。当然它在美国也是畅销书，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呆了很久，尼葛洛庞帝也是一个一流的学者。它未必会是一本名垂千古的书，但它恰好在信息经济进入中国的转折点上，信息化开始在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当中发挥作用，年轻人开始熟悉互联网。再加上翻译时，做了些“技术”处理，着意把它译成《数字化生存》——可能中国从来都比较需要生存的讨论，渴望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因为中国从来都有大国情结和忧患意识。中国人总是被奋发图强的念头所激动着。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较量”总能挑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在台湾，该书被译为《数字化革命》；事实上，更准确的译法应该叫《走向数字化》，出版社一开始要仿照台湾，用《数字化革命》做书名，但我竭力主张用《数字化生存》。并且将那段强调“生存”意义的话打在封皮上。
“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六）
数字论坛的缘起
数字论坛的前身
在中国互联网的"盗火"阶段，胡泳翻译的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在中国的传播，就象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的传播一样，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当时，海南出版社的蓝峰找到张树新，希望她支持尼葛洛庞帝访华。张树新为瀛海威的发展，在作着同样的网络"传教士"工作。为此正准备出资出版网络文化丛书。选题会在小汤山的一个别墅里进行，高红冰是到会的唯一官员。我的印象很深，在丛书作者选定后，在张树新邀请下，高红冰自己带着一台手提投影仪，用笔记本电脑放PPT给我们这些作者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化启蒙。没过两天，通知我们去听"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见尼葛洛庞帝。
原来，为了促成"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一条线是通过一个叫张朝阳的人去找尼氏，一条线就是通过高红冰以国务院信息办名义给尼氏发邀请。高红冰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1997年1月4日经与马宾、张复良、王可、金吾伦等专家商讨后，于1月8日，给国务院信息办的两位主任（当时主任是吕新奎副部长，常务副主任是郭诚忠）写了《关于尼葛洛庞帝访华有关问题的请示》。为了赶时间促成此事并及时向尼氏发出邀请函，高红冰在雨雪交加的当天晚上，亲自到郊外找主任汇报说服，敲定了此事。
1997年2月28日，国务院信息办组织举办"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邀请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尼葛罗庞蒂先生访华并作报告，高红冰宣布报告会开始，各部门、有关研究机构、大学200多人参加了会议。通过这次报告会，产生了数字化冲击波，数字化、信息化更加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普遍关注。
报告会至少产生了两个副产品，一是由于中国政府高层次介入此会，张朝阳由此得到美国投资人更大的重视，对于爱特信(后来的"搜狐")的起飞，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对于以网络文化丛书为代表的中国自己的网络未来学的形成，为盗来火种的中国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是数字论坛的前缘。
数字论坛的成形
据王俊秀回忆：
1998年8月的一个周末，我代表《信息产业报》邀请几位关注信息产业的分析家和思想家在京郊举办了一次简朴聚会。可以说那次会议正式达成了IT媒体由“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过渡的共识。“新闻时代”只是简单的信息堆砌，“分析时代”才是真正把信息当成是一种资源来经营。为推动分析时代的到来，首先呼唤的是一批新的分析家。
会议结束后，我提议参会的每一个人回去都就自己对信息文明的看法写一点东西。将近一个月之后，我在《信息产业报》上为这些人做了一个专题──封面文章的题目叫《分析家时代的来临》。
应该说，我当时对所邀请的人员名单是动过一番脑子的。我之所以看重来自社科院的郭良与吴伯凡，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对电脑文化有研究的纯正知识分子，参与了中国第一套《网络文化丛书》的编写。在基督教神学和社会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吴伯凡为人们构筑了许多信息时代的“大理论”框架，而哲学家郭良在《南方周末》上的返朴归真的小品文，则让人在捧腹大笑之余接受了一种新文明洗礼。从《农民日报》到《互联网周刊》，睿智的姜奇平似乎永远沉缅于对未来的幻想之中，这种幻想常常会突破其文字的外表，表现为一种雄辩的激情。在中国IT界，姜奇平以“直接经济”理论闻名，他是目前中国网络经济理论的重要发言人。
在会上，来自山西的段永朝对发言权提出了质疑。段永朝提出：“作为用户的过滤器，我们该如何说话？”，我深信，伴随着这一问题，段永朝已深深陷于后现代社会关于权力与知识的思考之中。来自清华的博士方兴东的一系列文章可谓给中国IT业写就了一部大型的抒情史诗，读方兴东的文章，就如同经历了一次心灵的风暴。刘韧则以一种“慢吞吞的激情”完成了对“知识英雄”的素描。不知怎么，面对刘韧，总让人想起围棋世界的少年天才李昌镐。可以说，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未来“数字论坛”的主干。
数字论坛的定形
王俊秀回忆说：
认识胡泳是在奥林匹克饭店。那一天海洋出版社的主任编辑齐海峰约请大家出一套关于电脑文化与产业评述方面的书──就是今天即将出版的“数字论坛”丛书。也就是在那一次聚会上，大家提出，应该有一个类似编委会的组织，为中国社会的信息化做一些事情。因为当时张朝阳要邀请尼葛洛庞帝访华，我提出能不能请尼葛洛庞帝做我们的顾问。后来，这件事情在姜奇平、胡泳的努力下成为现实。
在我记忆中，一共至少聚会了两次，来讨论这件事情。都是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
第一次的时间忘记了，聚会之前，本来的主题是出一套丛书，还根本没想到要搞个数字论坛。数字论坛这个提议，是讨论丛书名称时，在多种方案中最后被大家一致选中的方案。既然有了“数字论坛”丛书这个名称，何不真地成立个“数字论坛”。结果大家一拍即合。“数字论坛”就是这样创意出来的。
这里边还有些插曲。先说丛书是怎么来的。出这套丛书的编辑叫齐海峰，与我有几年的交情。我1997年前在《农民日报》的时候，他就盯上了。只要是为了约电脑维修技术方面的稿。后来形成了我主编的“直面电脑”丛书。丛书出齐后，已到1998年的秋天，齐海峰提出进一步合作。我不想再出技术丛书了，就提出，再出除非出一套网络文化丛书那样的。他欣然同意，所以有了奥林匹克饭店的聚会。
我当时已经跟着高红冰，调到了国务院信息办。一方面通着网络文化丛书，一方面又通着IT分析家，因此主张将两股力量拧在一起。将网络丛书在京原班人马的全部，加上1998年8月《信息产业报》主编王俊秀邀请的全部IT分析家，合成一路人马，作为出书的班底。这就是人员的来历。
再说数字论坛的缺席者。奥林匹克饭店第一次会，实际圈定了数字论坛的“边界”。有些人，纯粹是因为打电话那天有事没到，成为缺席者，从而无缘数字论坛，一是王小东、一是卜卫。网络文化丛书的组织者甘崎也是因为有事没到，错过了。
对第二次聚会，我有一个当时的电脑记录：
1998年11月28日，数字化领域有影响的媒体知名人士聚集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就“数字论坛”进行了创议性的讨论。
大家讨论了数字时代媒体精英的地位和作用，一致认为IT技术将对整个社会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媒体由中介演变为经济和社会的中心和主要舞台，注意力将成为知识社会的主要资源，新的媒体精英拥有影响力这种知识社会的主要财富。整合社会的注意力资源，推动社会向数字化方面转变，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种使命，与会者发起“数字论坛”。
1999年1月8日，《数字化生存》译者胡泳正式代表“数字论坛”向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递交了顾问聘书。
数字论坛是一个纯粹的虚拟组织。最奇特的组织方式，是没有领导人。谁倡议个事，大家同意去做，倡议者就是领导人，事干完后，自动下台。没有选举和被选举一说。不是法人，也没有财务。但这么个“组织”，如何运转呢？
我把这一点告诉唯一的顾问尼葛洛庞帝，他听说数字论坛是这样组织的，眉毛忽然一挑，觉得很惊奇。我就当时最发愁的事，当面问尼葛洛庞帝：“一个没有领导的‘组织’该如何发展？”尼葛洛庞帝略一沉呻，回答说：“没有领导，那就大家一起干呗！”
这就是“数字论坛”的由来。
数字论坛成员
原薄一波秘书，香港《财富》杂志总编辑关山，如此点评数字论坛成员：
王俊秀：山西人，中国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诗人。《信息产业报》主编，后任《互联网周刊》执行主编。他的名言是：“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解放：1949年是革命的解放，1978年是改革的解放，今天则是知识的解放。”其著名有《知本家风暴》（合著）、《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合著）等。
方兴东：清华大学高电压博士，独立评论家。“他写IT评论，不到两年就名声鹊起。圈子里面，方兴东的文笔无人能敌。”（刘韧语）。“他充满数字和非数字诱惑的浮世侩中，追求独立的个人评论家。”（姜奇平语）。方兴东著作颇丰，计有《还原——改变计算机生命的英雄》、《硅谷时代——创造计算机生命的英雄》、《骚动与喧嚣——IT业随笔》、《起来——挑战微软霸权》、《数字神坛——计算机业批判》及诗集《你让我顺流飘去》等。
郭良：中国社科院西方哲学研究学者，电脑与人文的“两栖人”。先后为《人民日报》、中国社科院编写过软件，多次应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的邀请进行学术访问。主编过《网络文化丛书》及在《南方周末》担任电脑专栏作家。“虽然郭良是哲学学者，但IT领域留名，不是靠解释世界的思考，而是对IT技术的先知先觉……。真没想到IT业圈外的一个哲学学者帮忙做了技术启蒙工作。”（刘韧语）。
刘韧：《计算机报》记者、作家。他的《知识英雄》、《中关村问题》等著述名杨四海。谦为IT忠实的“记录者”。“他没有摆出咄咄逼人的教导，也没有陷入擦皮鞋的误区，而是面对人物、提纲携领，用素描的笔法，记录这些人物的经历、感悟和观点……具备了第一手的真实感，为了解中国IT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留下一份宝贵的参考。”（方兴东语）。
吴伯凡：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宗教学者，网络文化的启蒙者之一，电脑文化理论大框架的构造者。主要著作有《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电脑咖啡馆里的阿拉伯骆驼》等。“每一代人里，如果缺少了超越所在时代进行思想的人，将是十分遗憾的。吴伯凡对于媒体和人际交住的看法，在商业气息弥慢的市民社会中，难得是将文化趣味提升到国际水准。（姜奇平语）”。“这个行业太感性、太功利，太现实。加点社会科学的智慧，加点人文精神，显然更加可口，有鸡尾酒的味道。”（方兴东语）。
段永朝：山西一介书生、电脑“自由主义者”。对后现代社会关于权力与知识进行深入的思考。方兴东称他“理想，太理想了！许多东西只能在书本里寻找。但也因此可贵。”刘韧说他是“IT书生。段永朝的文章永远带有独有的思辩和沉重”。而姜奇平说他是“一位充满科学实验精神的人。喜爱大胆假设问题，小心求证真理。”
关于姜奇平在IT方面的成就，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这里就不详述了。关于他的特点，倒是“数字论坛”的同人议论有些特色，不仿引用两段。“文思新颖、慧眼独具，纵横捭 ，宏论天下。文诌诌一介书生，活脱脱IT师爷。”（段永朝语）“作为经济学家，姜奇平的理论能懂的没有几个，赞同他理论的人恐怕也不是很多，但姜奇平的意义在于开拓思路，提出问题。”（刘韧语）
就是这么一批数字文化的思索者，他们思想火花的撞击，那就是出版了一套《数字论坛丛书》。不久，这批青年学者结成扁平化结构的、没有任何领导者存在的“数字论坛”。他们宣称：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媒体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是注意力与影响力的交汇点。作为IT媒体活动家和网络文化研究者，我们希望通过整合媒体的影响力，充分吸引公众对数字化的注意力。为此成立“数字论坛”。
“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七）
反对微软霸权
反对微软霸权，是数字论坛打得最凶、最响的一炮。
反对微软霸权，产生了超出IT业甚至国内的广泛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愈发深远。因为它涉及的是知识经济中比较接近根部的问题，即知识财富体系的路径选择问题。
和数字论坛的各种活动一样，并非所有人都参加，参加者也有深有浅。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认识到方兴东那个高度，所以一开始没参加。后来随着战火燃到知识产权，才加入进去。
我认为，作为当事人，方兴东自己的描述最有权威性：
"这个产业缺乏平常心”
我在《南方周末》发表“维纳斯计划福兮祸兮”一文，在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我只是说出了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卷入“维纳斯计划”争议的中心，有些意外，压力大得更是超乎想象。反映了这个产业存在很大问题。有人认为是我的文章使他很尴尬，把怨恨投到我身上，却不会反省自己的行为本身。但我可以很坦然，虽然我不认为我的观点就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里没有金钱，没有偏见，是有依据的，我相信是站得住的。对这一产业的全局有把握，决不是一时的激愤之作。“维纳斯”反映了这个产业还很初级。不但缺乏真正的分析头脑，而且缺乏基本的平常心。这个领域机会很多，没有专业限制。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竞争。
当我写下一系列有关“维纳斯”的文章后，我觉得有必要写一本书，这就是《起来---挑战微软霸权》。在对微软的关注和研究方面，在掌握材料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我还不知道有谁比我投入得更多，钻得更深。因此我对自己的文章和书有着充分的自信和底气。它是建立在自己对微软、对产业的严肃、认真、深入的认识之上。更经得起事实的验证和时间的检验。
“一本注定要被广泛误读的书”
《起来---挑战微软霸权》是一本注定要被人们广泛误读的书。首先它超前于产业形势，绝大多数人对微软、对垄断了解甚少，缺乏切肤之痛(但不远的将来会让人们体会到的)。其次，本书的激情和观点对这个时代来说，可能还是不能承受之重。几颗导弹能让我们激愤几天，却不可能促成我们走向成熟。再者，对许多人来说，微软是神话，是美国梦的升华，是他们茫茫一生中不可多得的明灯。而且，微软是一股庞大的势力，可以主导人们思想的方向，也可以有效屏蔽本书的影响。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期望太多的读者，尤其是真正认真细读的读者。
误读是一本书的命运，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不想寻找任何埋怨的理由，我只有继续干下去的动力。因为我相信，中国人的心理必将进一步健康成熟，可以承载越来越多的重量。
“微软只是一个逗号”
微软只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自己已经跟踪了近三年。但它不是我的唯一。《起来》只是自己的一篇习作，甚至不是我的重心。我的视野是整个中国信息产业，当然首先要洞察全球信息产业。写完《起来》，我开始全面思考“后PC时代”这一富有争议性的概念。姜奇平喜欢叫“网络时代”，他比我站得高看得远。“后PC时代”就是眼前这几年的事，它是“PC时代”向“网络时代”变化的过渡期，是变革的旋涡所在。我认为更有现实的研究意义。
我的另一关注就是“信息主权”问题。这是一个外延极宽的新概念。除了涉及产业问题外，还将衍生出“信息经济学”、“信息文化学”、“信息政治学”等等。因为信息时代不可阻挡，必将改变各个传统领域。我们迫不及待地拥抱，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着眼于美好和积极的一面，而对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潜在威胁和负面影响却严重缺乏研究。
我们的对手远比我们强大，而且他们是有策略、有计划、有目的的。而原本处于弱势的我们，反而没有策略，只能越来越处于被动。信息主权的基础就是技术的控制权和产业的主导权。没有这两方面的保障，就没有信息时代真正的国家安全，就会严重危及未来的国家主权。这个研究的根本着眼点就是国家利益。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IT思想家”
巨变的时代中，注定会有一批新颖的思想家应运而生。如果我们有幸落在巨变的中间，那我们就不能错失时机。从自己这几年的体会和目前产业形势的观察看来，我认为变化正在发生，变化的基础当然是技术革命。一批最早敏感触及技术的思想家，必将起到关键作用。这既是一个自然过程，是时代的必然；但又是一个人为过程，需要自身的使命感。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IT领域的思想家。当然，要实现这个理想，自己必须沉积下来，必须厚实起来，必须培育自己的价值，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定位。这是巨大的挑战，但我会不断努力。和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一同努力。
“数字论坛”是“谁”或“什么”（八）
知本家风暴
知本家风暴，是数字论坛的又一思想里程碑。
“知本”和“知本家”，如今已作为一个新的汉语词汇，融入到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的血液中了。但对于数字论坛来说，它是一连串思想交锋，汇合成的最后一个苹果。
刘韧与中关村问题
知本家风暴，离不开中关村风暴。
今天的中关村问题，实质就是明天的中国问题。
问题的内核，是知识与资本的冲突。
被戏称“《知识英雄》之父”的刘韧，曾在《中关村问题》上，下了不少功夫，有很强的追求。这份执着，曾有例为证：“数字论坛丛书”在奥林匹克饭店定封面时，刘韧对给他设计的封面很不满意，虽然第二天就要付印了，他一定坚持推倒重来。为此，我很着急。正好，论坛的胡泳迟到了，我们大家发现，原来给胡泳设计的封面，是一个人躲在幕布后面，透过一个小孔，用放大镜很实证地窥视着象征中关村的一堆电脑部件。这不正是刘韧吗？而刘韧原来那个封面，画的是一个丑人，正合胡泳的《我们是丑人和LUSER》。于是，我们决定来个大调包。等胡泳来了，我靠在沙发上，不动声色地说：告诉你，打印封面时，你和刘韧的，书名印颠倒了。这个故事，胡泳至今不知道。现在大家可以转告他了。
刘韧对中关村问题的切入点，就象他封面上那个小孔，反映了他的“新写实主义”风格。比如从他那里听到，有人说，“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著名企业”：四通、联想、方正。如今，王选正淡出方正，倪光南、王辑志分别离开了联想、四通。人们一直在想谁对谁错，这里，一方面是作研发的，一方是做企业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知识和资本的矛盾。
刘韧说：资本会认为只要有资本，我会雇人，雇大学生，知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你没什么了不起，我可以根本不设你这个位子。技术人员会觉得，没有技术哪来公司，没有打印机技术哪有四通。
知本家与资本家冲突，从现实情况看，知本家面临的多是个人的失败。人们更多从个人恩怨方面去寻找原因。但刘韧说，这本书写柳传志和倪光南时，我们已预先感到信息商和知本家的冲突，包括梁冶萍和张树新，还有冯天岳的悲剧，这些都要从体制上总结。我们需要从中看到体制的冲突，资本家和知本家的冲突，是“交锋”的IT（信息技术）版，是IT时代的交锋。
中国要发展知识经济，不解决知识和资本的矛盾不行。
《知本家风暴》的偶然与必然
《知本家风暴》刮起得有点偶然。
在长城饭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第一个发言，介绍了中关村流传的一个新兴概念——“知本家”。在座的北京市一位领导击节叫好，当场指示《北京青年报》以“知本家”为题做一篇文章。此时正逢继深圳、浦东后，中国将树立中关村旗帜这一历史性时刻，北京市建立中关村高科技园的计划呼之欲出。于是配照片的《知本家时代来临》迅速见了报，算是中关村时代到来的一个报春信号，也由此带来一连串的巨大反响。
在我接到的一串电话中，第一个来自《交锋》的策划者罗晓。他希望以“知本家时代”为主题，出一本关于中关村21世纪黄金大道的书。这就是《知本家风暴》一书的起因。书商，及其背后的市场，最先敏锐地觉察到时代风向的变化。
知本家风暴刮得其实并不偶然。
中关村时代到来这一历史转折的意义，披着一头狮子般长发的王俊秀，看得很透彻，他激动起来的时候，象狮子一样围着我们的餐桌团团转，让人不禁担心，他到底想吃饭菜，还是吃我们。
狮子一样的王俊秀说：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解放：49年是革命的解放，78年是改革的解放，现在则是通过知识实现解放。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的实质，是通过生产力实现解放。这个生产力的中心，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知本家风暴，实质是新生产力风暴，是解放知识生产力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为历史指出什么样的发展新方向，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也许就取决于此。
小平同志曾多次提出，不要争论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实际上，人们争论太多的“伪问题”（王俊秀语），从新左派到自由主义，完全脱离生产力来空谈生产关系。他们感兴趣的，无非是生产关系左一点，还是右一点。完全无视了人类历史的新潮流——新生产力对社会的重新塑造：事实是，信息技术革命正改变人类历史，信息生产力正作为这个时代最活跃的变革力量，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沿着这个方向看去，21世纪中国的主旋律，正从深圳的改革、浦东的开放，转向中关村的发展，不再就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而是借助生产力的推动，深化改革，促进开放。在这里，生产力才是第一位的问题，发展才是真问题；其它，都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二位的问题被当成第一位的问题，就成了伪问题。只有把蛋糕充分做大，才能为分好蛋糕创造良好的前提。中国的改革与苏俄的根本不同，恰在于农村改革是从解放生产力入手破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的根本经验，不在于是否从农村开始，而在于要从生产力的突破开始，来实现生产关系的突破。今天，知本家风暴正给这种生产力主导的改革注入新时代的内容，通过新的生产力的突破，为生产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历史性动力。强调生产力，不是离开改革，不是单纯技术观点，而恰是在恢复中国改革的原教旨，恢复中国改革的本来面目，从而更好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中国的全面改革。
人民日报评论员、《交锋》作者之一的马立诚，对知本家风暴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认为它“可以对中国改革发挥推动作用。国企改革现在正处在徘徊阶段，需要新的推动力，知本家代表着一个新兴的生产力和利益集团，可以（对改革）起推动作用”。就生产关系谈生产关系引起的徘徊，只有注入新型生产力的活力，才能打破僵局。
俊秀是数字论坛最具思想整合与策划力的主将，他常常是一针见血，把一些争论来争论去的复杂思想，用一个简单的框子装进去。他说，在知识的解放中，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力量已出现，知本家，就是以独立的力量出现的企业家和思想家群体。此前，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曾被冠以不同的称呼：从小资产阶级，到臭老九，到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总是比照、依附于其他人群来定位自己，总之没有一个是本来的自己。“知本家”的提法之所以好，在于它剥离开了那些附加的东西，显示出这个时代使知识成为独立的力量，而且成为主流的力量这样一种大趋势。
在很久以前，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但在以往的时代，知识只有依附于土地或资本，才能借力发力，并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现实力量，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力量。只有在今天，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了主流的生产力，知识分子才有可能走到舞台的中央。但是，这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再是单纯的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他既是精神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又是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既是思想家，又是企业家；他既是精神的力量，更是现实的力量。这种不同于“知识分子”原有语义的知识创造者，用“知本家”这个词，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王选、王志东、丁磊、张树新、宋朝弟、王庆强等崛起中的中关村知识英雄，就是今日中国知本家的先驱或先烈。今天，微软一个公司的财富，若按国家已排到世界第十位。也许用不了多久，西方七国就要面对和他们财富相当的知本家七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将被彻底打破，世界范围的知本家时代真的要到来了。
知本家风暴，不仅是IT风暴，而且将会波及全社会，孕育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知本家风暴》这本书，可能给大家一个意外，原来在人们的视野之外，还有这样一个可能成为主流话题的持续的思想论争。
《知本家风暴》以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思想碰撞为线索，从政治、经济、文化多角度归纳了中国从工业现代化走向信息现代化过程中的思想交锋。
当新世纪的曙光，在旧世界的沙漠上方划出通天霞光时，一场新启蒙运动正在出现。在光明与黑暗，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中，一个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壮丽图景，犹如摩西导演的出埃及记，正把沉睡于GDP原子中的现代古国，用比特来唤醒，重新开始艰难的跋涉。
数字论坛等主体力量，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科技思想启蒙工作。包括进行经济学的解释，直接经济的分析；包括文化学的解释，媒体中介理论的突破。遗憾的是，主流的经济学家，对生产力背景的变化相当迟纯，经济学家没有参加IT内核话题的讨论，反而是企业家甚至流浪汉在提出未来数字经济模型；作家和文化理论家抱残守缺，仍站在互联网的反面……。中国思想学术界正在信息革命中处于集体失语状态，没有在更高的文明序列上进行交锋，知识理论的交锋。这样的工作早晚有人要做。
《知本家风暴》策划人罗晓认为，之所以出现“知本家”这个概念，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已无法概括像王选、倪光南、张朝阳这些人独特的时代特质与巨大的精神力量，是适时而生的。与“知识英雄”等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称谓相比，“知本家”更学术化、系统化了。这里的“知本家”指一种思想上的先锋而非财富上的精英，是未来中国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代言人，具有一种时代感和前瞻性。
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认为，“知本家”是一个“历史性的大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无疑会在中国未来知识经济的发展中留下记录。(文/姜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