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硅谷动力专稿】工业化时代的认同，主要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重心日益转向文化层面。我个人认为，文化是一种“准意识”形态，它包括意识形态未及的“细节”的约定俗成的价值判断、生产方式之外的生活方式、正式制度和固化成果之外的行为和过程。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有点象意识与潜意识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认同之争，开始从意识形态层，转向潜意识形态层。民族文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开始争夺人们潜意识中的价值认同。

　　在这一背景之下，文化力，或文化国力，日益成为软实力的主要表现舞台之一。

　　文化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文化国力论》，文化力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所产生和蕴涵的、推动经济文化紧密结合和协调发展的、以人为主体、通过人的活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与物质力的综合结合力。

　　用什么来衡量文化力的高低呢？文化产品出口，可能是衡量一国文化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最直观的指标。因为文化具有国际竞争力，与文化、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是相辅相成的。

　　文化力不仅体现在文化产品中，也体现在技术、经济之中。例如，游戏、动漫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争夺的不是技术，而是其中的文化力，或者叫软技术。又比如，体验经济、娱乐经济、休闲经济，所有这些以人为本、突出人性的经济形态，都与其中的文化力息息相关。

　　按这个标准观察和衡量，形势不容乐观。

　　一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文化市场文化产品进出口的“贸易逆差”渐趋明显。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出版社输出和引进版权的比例约为1∶8。第54届书展上，20余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中，国内图书只占786平方米，不足0.4%；参展的34万种图书中，我国图书只有4610种，仅占1.37%。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演出交易会上签订的82项意向书中，大部分也是“引进”项目。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当我国硬实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时，以文化产品出口为标志的软实力，却远远不能与之相称。随着数字电视、游戏产业等文化信息产业日益发展为信息产业的上游，软技术、文化力逐渐取代硬技术，成为了产业核心竞争力。软实力上的落后，会直接导致产业的落后。例如，网络游戏市场基本被外国公司开发的软件所占领，DVD的市场节目源也基本依赖海外。

　　因此从软实力的角度提升高技术产业，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就成为一个重大课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其中我认为一个重要而被普遍忽视的线索，就是对于信息时代认同的研究。卡斯特把认同视为信息化的核心问题，曾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认同的力量》中专门讨论。而我们大多数人，却把认同当作边缘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多多少少影响了我们软实力的提高。

　　认同的力量

　　认同，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问“我是谁”。这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不同时代有不同回答。所有的软实力，都与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有关。作为文化的基本问题，人有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准确定位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才谈得上其它。

　　文化产品要做到喜闻乐见，看似是形式问题、技巧问题，实质则涉及认同问题。接受一种文化，或不接受一种文化，都与是否认同其价值有内在联系。麦当劳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文化，迪斯尼文化体现的是美国精神，在形式的接受背后，是价值认同上的接受。软实力就表现在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异国文化的价值观。

　　准确地适应与把握不同时代的价值认同取向，是文化国力形式的软实力的具体体现。

　　现代认同的形成：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工业化时代的认同主要围绕“意识形态级”的形而上价值展开。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考察了整个西方思想史后认为，现代人继承的相互冲突的道德观，是现代性境遇中自我把握或定义“善”的结果。当然，泰勒也不可避免地看到了这种形而上价值面临着被解构的危险。

　　处在工业化阶段的价值认同，要完成非社会化的个人价值向普遍社会价值的归属，使人们的价值观在社会性主旋律上取得一致。但人们也会发现，随着工业化渐进完成，说教式的、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文化产品，越来越不易取得人们的认同。发现认同渐变的新方向，就成为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信息时代的认同开始转向，到了吉登斯的“晚期现代性”时期，认同的重心已经从形而上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转向了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吉登斯指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生活方式的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传统的控制愈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的日常生活愈被重构，个体也就愈会被迫在多样性的选择中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行讨价还价。”当人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充满风险的个性化社会中时，他可能会象萨特那样，把他人视为自己的地狱，或如他自己强调的那样体验“个人的无意义感”。这是对工业化矫枉过正的结果，是一种不成熟的状态。

　　批判和解构的后现代主义，早期对消费文化持一种批判态度，认为广告文化使个人失去主体性，被动认同于生产者提供的价值参照系；晚期则对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本身不再认同，而倾向于碎片化的自我意识。

　　认同的力量：网络社会的崛起，使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的认同，无论是建构还是解构都遇到问题。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提出了不同于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的路径。卡斯特把认同区分为三种形式，即合法性的认同、拒斥性的认同以及计划性的认同。合法性的认同产生公民社会，拒斥性的认同产生公社与社区，而计划性的认同产生主体。卡斯特倾向于计划性的认同。他说：“主体并非个性，即使它们是由个体所产生。”用杜罕的话来说就是：“从个体转化成主体有赖于两种主张的必然性结合：一个是相对于社区的个人，一个是相对于市场的个人。”卡斯特强调，计划性的认同，“精确地源于网络社会新的特征”。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更强调生活方式和商品消费的积极意义，强调在互联的整体中发挥个体的主体意识，强调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价值认同的新方向。

　　认同的空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传播媒体在价值认同方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早期的麦克卢汉曾认为，媒体就是人本身。人把自身不同于工业化的有机本质，对象化到媒体之中，并在这个中介之中，找回自己真正的存在。莫利与罗宾斯在《认同的空间》中，从认同的角度，讨论传播媒介在文化认同的重组中的作用。在实践中，人们看到，媒体话语权与文化霸权实际上走到了一起。

　　媒体至上的看法，很容易助长把话语权的掌握看得比话语更重要的倾向。从长远观点看，它并不构成文化本身的竞争力，也不构成一种真正的软实力。真正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有赖于主体自身的判断。

　　文化帝国主义：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就认为，媒介并不是现代文化的中心，它只是中性地、平等地扩散。真正对人们的价值认同产生影响的，是全球化，以及不同国家软实力之间的较量。发达国家借助硬实力的强大，利用全球化，将消费主义文化推广成一种普世价值，消解着穷国的民族文化。

　　但事情显然还有另一面，在信息化的氛围中，越是本地的，就越是全球的。本地知识，可能成为一般知识的“此在”，因此更有生命活力。不仅如此，东方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在物质资源和能源越来越稀缺的大背景下，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方面，可能取得不亚于西方话语权的价值认同。而这些都是汤林森的盲点。

　　中国提高软实力，需要改进认同方式

　　中国处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历史交汇地带，处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转变时期，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显然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合理选择。从提高软实力来说，这种特点对认同会产生什么样的要求呢？

　　首先，现代性认同仍然是软实力的主体。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和地区，还处在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变的过程中，通过主旋律使他们认同工业化的普遍价值，仍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对广大农村人口、城市中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人群以及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尚未经受现代文明洗礼的国人来说，越过工业化阶段，直接向他们灌输后现代文化，结果很可能是画猫不成反类犬。通过现代性教育，克服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性，仍是一项必须坚持的基础性工作。

　　其次，我认为出现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本身，已说明我们的软实力不能适应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症结在于保守于工业化的传统认同方式，而忽视了信息化的新兴认同方式。对经济和文化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人们输出大道理，效果可想而知。而这一部分经济体、文化体，占了整个社会最重的比重。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法是，尽快完成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分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现热文化向冷文化的转变（可参考我另文论述），以提高文化竞争力，争取新一代更多的价值认同。在这里，我想强调，引导与不引导，效果将是截然不同的。我认为，若不引导的话，新一代自然而然从市场上接受的将是极端利己的解构的后现代文化，即与工业化完全对立的信息化；引导的话，新一代接受的，将是建设性的后现代，即与工业化不矛盾的信息化，是把个人放在互联网整体中的后现代文化。

　　 第三，越是坚信信息化，越会发挥东方价值，越能找到中国真正的软实力所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要着眼于工业化完成之后，中国到底能不能对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否则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是有限的。虽然眼下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但作为一种远景，人们必须看到，东方价值将是完全的信息化状态或后现代状态中，最有生命力的价值体系。最主要原因是，东方价值同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相匹配，而西方文化不匹配。所以一旦工业化在全球完成，西方文化就走不远了。西方文化的认同优势，只能在工业化状态，以及半工业化半信息化的状态中维持。落到具体的增长点上，我们需要从后现代的观点，而不是从恢复传统的观点中去认识和发掘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我相信，中国文化出口中最富国际竞争力的部分恰恰是这一部分。(文/姜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