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
【eNet硅谷动力专稿】互联网给当代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影响，是近代史一个比较罕见的现象。五年前创刊的《互联网周刊》，见证了整个互联网启蒙运动的始末。它一度被人们称为信息时代的《新青年》，鼓舞了一代人走向光明。虽然这场启蒙，由于启蒙者的失误，以纳斯达克网络股泡沫破灭为标志，以暂时的失败告终；取而代之的，是一场理性缺位的启蒙。但回顾这段历史，意义不亚于总结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与对上一代的启蒙运动不同，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细节回忆得较少。我试图从一个极为个人化的角度，提供对这场启蒙运动的细节的体验性回忆。回忆，是一个民族人格健全丰富的一种积淀途径，回忆会不断被当下的实践所否定，但我相信后人会比我们更珍视这种体验性的实录。
网络文化：中国互联网启蒙的真正起源
在中国互联网的"盗火"阶段，胡泳翻译的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在中国的传播，就象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的传播一样，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当时，海南出版社的蓝峰找到张树新，希望她支持尼葛洛庞帝访华。张树新为瀛海威的发展，在作着同样的网络"传教士"工作。为此正准备出资出版网络文化丛书。选题会在小汤山的一个倚山傍水的别墅里进行，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政策法规组的高红冰副处长是到会的官员。
记得在那个难忘的夜晚，我们一群研究宗教、哲学、法律、数学、媒体、文学……的人文学者，在小汤山一个不通电话的山沟里，吃着山中抓来的羊，在憧憬着互联网的未来。就好象在爬雪山过草地时梦想不着边际的田园一样。
王小东、胡泳、吴伯凡、卜卫、李河和我等，被幸运“选中”为启蒙者，分别负责一个方面的网络启蒙工作。王小东负责政治法律、我负责经济、吴伯凡负责媒体、卜卫负责妇女问题、胡泳负责安全（黑客）等等。策划则是刘苏里当时的夫人甘崎（后来她还策划过吴世宏的《逆风飞飏》）。而所有这一切，背后都有国务院信息办的影子。
我的印象很深，在丛书作者选定后，在张树新邀请下，高红冰自己带着一台手提投影仪，从国务院的战略高度，用笔记本电脑放PPT，给我们这些肩负启蒙重任的作者进行了第一次信息化启蒙。
没过两天，通知我们去听"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见尼葛洛庞帝。原来，为了促成"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一条线是通过一个叫张朝阳的人去找尼氏，一条线就是通过高红冰以国务院信息办名义给尼氏发邀请。高红冰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1997年1月4日经与马宾、张复良、王可、金吾伦等专家商讨后，于1月8日，给国务院信息办的两位主任（当时主任是吕新奎副部长，常务副主任是郭诚忠）写了《关于尼葛洛庞帝访华有关问题的请示》。为了赶时间促成此事并及时向尼氏发出邀请函，高红冰在雨雪交加的当天晚上，亲自到郊外找主任汇报说服，敲定了此事。
1997年2月28日，国务院信息办组织举办"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邀请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尼葛罗庞蒂先生访华并作报告，高红冰宣布报告会开始，各部门、有关研究机构、大学200多人参加了会议。通过这次报告会，产生了数字化冲击波，数字化、信息化更加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普遍关注。
报告会至少产生了两个副产品，一是由于中国政府高层次介入此会，张朝阳由此得到美国投资人更大的重视，对于爱特信(后来的"搜狐")的起飞，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对于以网络文化丛书为代表的中国自己的网络未来学的形成，为盗来火种的中国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回过头来看，自从网络文化丛书以后，人们网络出书的旨趣就转移了，再也没有从理性启蒙高度思考互联网的系统策划了。所以网络文化丛书成了唯一做到理性不缺位的启蒙的空前绝后之作。
数字论坛：互联网启蒙思想的放大器
启蒙思想放大传播的一个转折点，是由实力派媒体人组成的数字论坛的成立。
据王俊秀回忆：
1998年8月的一个周末，我代表《信息产业报》邀请几位关注信息产业的分析家和思想家在京郊举办了一次简朴聚会。
应该说，我当时对所邀请的人员名单是动过一番脑子的。我之所以看重来自社科院的郭良与吴伯凡，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对电脑文化有研究的纯正知识分子，参与了中国第一套《网络文化丛书》的编写。在基督教神学和社会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吴伯凡为人们构筑了许多信息时代的“大理论”框架，而哲学家郭良在《南方周末》上的返朴归真的小品文，则让人在捧腹大笑之余接受了一种新文明洗礼。从《农民日报》到《互联网周刊》，睿智的姜奇平似乎永远沉缅于对未来的幻想之中，这种幻想常常会突破其文字的外表，表现为一种雄辩的激情。在中国IT界，姜奇平以“直接经济”理论闻名，他是目前中国网络经济理论的重要发言人。
据我回忆，在数字论坛形成过程中，在奥林匹克饭店一共至少聚会了两次，来讨论这件事情。
第一次的时间忘记了，聚会之前，本来的主题是出一套丛书，还根本没想到要搞个数字论坛。数字论坛这个提议，是讨论丛书名称时，在多种方案中最后被大家一致选中的方案。既然有了“数字论坛”丛书这个名称，何不真地成立个“数字论坛”。结果大家一拍即合。“数字论坛”就是这样创意出来的。
对第二次聚会，我带了电脑，所以有一个当场的精确记录：
1998年11月28日，数字化领域有影响的媒体知名人士聚集在北京奥林匹克饭店，就“数字论坛”进行了创议性的讨论。
大家讨论了数字时代媒体精英的地位和作用，一致认为IT技术将对整个社会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媒体由中介演变为经济和社会的中心和主要舞台，注意力将成为知识社会的主要资源，新的媒体精英拥有影响力这种知识社会的主要财富。整合社会的注意力资源，推动社会向数字化方面转变，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种使命，与会者发起“数字论坛”。
1999年1月8日，《数字化生存》译者胡泳正式代表“数字论坛”向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递交了顾问聘书。
在理性缺位的启蒙中，技术成为替代：对现代化的一种新的反应立场
但凡两个文明冲撞，新的启蒙运动大抵就要应运而生。启蒙运动的“功能”，就是把旧体系的破护带打破，将其内核层，换成新体系的内核层，直到新体系有了自己的保护带为止。
正如郭良所说，“要赶上世界的步伐，我们需要有理性指导的行动。”“这为我们展示了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方向性研究’的重要性。”“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失去方向的追赶无疑将使追赶本身失去意义。”数字论坛一开始，进行的就是“方向性研究”，也就是以体系内核层价值的批判性重建为特点的启蒙。
“数字论坛”作为一种重建现代化的努力，正好处在“理性缺位的启蒙”之中。（“理性缺位”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不一定意味着当前启蒙的目标和手段是传统的“理性”，这里的“理性”是指代合理的内核价值、终极价值。）这种理性缺位，不仅表现在现代化目标的社会选择上，而且突出表现在作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代表――自由知识分子的失语之中。
记得1999年11月9日，以一位神秘人物为媒，数字论坛与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者举行了一次“启蒙问题讨论会”， 面对面进行了一场关于启蒙内涵的对话，对话集中了双方所有代表人物。但结果却是形成了“是85岁启蒙35岁，还是相反”（一位老人原话）的代沟（数字论坛平均35岁，中国老一代自由主义者最老85岁）。李慎之的话非常有代表性，他就说：我是留洋的，但不懂电脑。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国新的启蒙。你们要超前，我主张与你们唱反调，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是19世纪的文明，而不是20世纪的文明。直到昨天（我这写此文初稿较早。现在李慎之先生已去世，明天的天则所研讨会主题即纪念李慎之），在天则所第234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李慎之先生仍然一边谈启蒙的主题词“自由”，一边以拒绝电脑、拒绝网络为荣耀。两代启蒙者的冲突，是对缺位的“理性”理解不同所致，它正好是两轮现代化运动和和两种语义的现代性之间发生冲突的具体表现。在我们眼里，老一代启蒙者的失语，是因为其赖以启蒙的“理性”，脱离了第三次浪潮的新的文明背景。
对比之下，互联网启蒙者，集体采用了另一种策略。
郭良在写作《网络创世纪》时，说得很明白：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社会科学者讲自然科学，对自然科学者讲社会科学”。而是“用互联网的技术人员从未有过的角度来探讨技术、用哲学家从未有过的角度来探讨人性、给普通人理解互联网带来启示，这些就是创作本书的目标”。正如王俊秀总结方兴东从诗人转变为技术评论家时点破的：“如同一棵树的生长一样，90年代后期，方兴东沉痛的诗歌已埋入地下，在世人眼中，他已变成当代中国最具权威的计算机业市场分析家。但我要说，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同一条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方兴东对计算机业的热衷看作是一种对新文明的先知先觉和对现代性的又一次探险？”“与拉丁美洲人一样，探索诗歌的现代性，是和我们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进行的反复的、多种多样的尝试并行的一种历史现象。”
逃难到IT
数字论坛，是一群人本主义者，集体“逃难”到IT领域借“光”（或借火、盗火）的产物。他们与IT本地的立场，既有相近之处，更多的是冲突。知识分子的立场，从本质上说，让人从对于当下的执着中，从眼前和局部的现象中超脱出来，引导人们看到长远和全局；从操作性的管理问题中，发现领导型的方向问题。但IT业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地方，务实是一种主导的心态，这和这一行业的许多人来自自然科学领域有关。
如我在谈论“信息是通向自由世界的桥梁”这一话题时引用的《苏菲的世界》中的一句话：“我们需要哲学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我们选拔美皇后或告诉我们今天番茄最低价。（这是他们为何经常不受欢迎的原因！）哲学家们总是试图避开这类没有永恒价值的热门话题，而努力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永远"真"、永远"善"、永远"美"的事物上”。 然而，讲求实际的IT业，对于IT评论家的期待，却往往是“为我们选拔美皇后或告诉我们今天番茄最低价”。这就带来数字论坛一种天然的困境。而那些希望成为数字论坛成员，希望享受光环，但兴趣却在“为我们选拔美皇后或告诉我们今天番茄最低价”的人们，却无法理解数字论坛的启蒙使命所在。
启蒙应当结束吗？
纳斯达克股指暴跌，IT界有人据此主张启蒙阶段应当结束。
从历史经验看，一场涉及大的文明变迁的相关思想启蒙，怎么可能在短短三四年内完成任务呢？ 1896年严复翻译天演论，确实启蒙了一批人，但直到清朝1911年被推翻，也不过是剪了个辩子而已。我们想在1997年翻译《数字化生存》，2003年就宣布启蒙胜利结束，岂不比赫鲁晓夫宣布共产主义实现，速度还更快了一点？
相反，一旦离开启蒙，理性就会缺位。我们就会象失去游戏业的机遇这样，犯许多大错误。今后的挑战和机遇还有很多。我们大家需要重新回到启蒙的起点上来，共同前进。
说到这里，我最后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我一直认为，互联网作为一场革命，骨子里是浪漫的。既有“百万雄狮过大江”，更有“八月桂花遍地开”。一次闲来无事，数字论坛成员忽然议论起叶芝的诗来。叶芝形容旧体系的垮掉，总是轰隆一声，因为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叶芝认为，将来错误体系的垮台方式，应是嘘地一声（意思以合法性为基础）。最后郭良总结说，要按“数字”的方式，根本是什么声也没有。
互联网启蒙就是这样，你可以从声音上压倒它，但它本质上属于大音希声，是压不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