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硅谷动力专稿】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谈论关于我国“为什么不能走印度软件业的发展道路”的文章，因有所感，不吐不快。最近，得到高人指点，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发现原来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不着边际，我国软件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在投资体制上。

　　我国软件业迅速赶超印度，形势看来不那么乐观。分析其中的原因，许多人侧重技术性原因，如缺乏软件项目管理，缺乏团体精神等，这属于软件产中问题；更有人认为是因为盗版，属于软件产后问题。事实上，关键问题既不是在产中，更不是在产后，而是在产前环节上，即投资环节上。

　　支持这个看法，有几个佐证：

　　一是外资重硬轻软，造成软硬发展速度不平衡。回顾近年我国IT发展，就会注意一个现象，跨国投资正成为拉动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强劲动力。外资投向哪里，哪里发展就较快。所以有人戏称IT业“得外资者得天下”。与外资对硬件的踊跃投资形成鲜明对照，外资进入软件业极少。软件业内部管理确实存在问题，但同外资不往软件业投这个原因比，权重仅是三七开的关系，不成比例。从管理找原因，从微观看像那么回事，但从宏观再一看，就不成其为主要矛盾了。18号文件本来是要鼓励软件比硬件更快发展，外资重硬轻软，结果还是硬件跑得快，软件相对就不如预期发展得快了。

　　二是产前出问题是因，产后的问题是果，果不能决定因。人们可能会以为，外资不投软件，是因为盗版现象严重，因此宣称“盗版是中国软件业最大‘拦路虎’”。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受诱导后视线偏离得出的印象。事实是怎样的呢？以第六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上的情况为例。据报道：展会事先确定的软件企业上市研讨会取消，而到场的风险投资家在关注各个软件企业时，对投资软件企业表示谨慎。IDG总裁麦戈文曾经表示，目前在中国没有健全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IDG可能会更多地采用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实际上，产中和产后的问题还没有机会发生，软件业在产前就注定了在规模上是个什么样的“命”。

　　三是最近美国有关商会在给美国投资人的内部建议中，直接指出了投资中国软件业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投资体制上。软件业的产业特点决定了适合风险投资而非银行投资。在没有二板市场的条件下，投入软件业，只能把银行投资当风险投资用，这不符合投资规律。

　　美国上市软件公司中，选择在二板上市的比例高达95%。可见风险投资对软件业的特殊重要性。投资家算的风险帐是，投五个，亏四个，剩下的那个只要能把四个亏的都赚回来，就有得可玩。这四个项目的亏，没有盗版也一样亏；那一个项目的赚，有盗版也一样赚。

　　1998年来自“印度风险基金投资委员会”(IVCA)的数字表明，软件业的投资占到全部到位资金的19．8％，仅次于占23.5％的生产机械工业。1999年，有21家公司在印度风险投资产业协会注册，约有资金7亿美元。我们不能光看人家印度的产中机制，更要看它的产前机制。

　　我国的财税体制，也不适合发展软件业。我国以生产型增殖税为特色的税收体制，与风险投资的机理相反，它玩法是“赔是赔、赚是赚，各不相干”，不可能保证“赔四赚一还能发财”的软件业特殊玩法。

　　增殖税制度加上拒绝二板市场，这两个因素前后一“夹击”，中国软件业的命数基本就定了。只能自我限制在马三立说的“逗你玩”的规模上。

　　既然是逗你玩，你还当真，要去追赶印度，那不是做梦吗？

　　说到底，软件业不可能真正跨越式发展的深层原因在于，我们人进了信息时代，制度忘在工业时代了。所以，我们只能当是在“逗你玩”。在“逗你玩”这个范围内尽量做好就是了。(文/姜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