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飞驰的电车，前方轨道上绑着五个人，如果不及时变换轨道，他们将无一幸免。旁边的另一条轨道上绑着一个人，而此时切换轨道的开关在你手里，你会选择变道，以一条命换五条命吗？ 

这是著名的"电车悖论"，由哲学家菲利帕·福特在1967年提出。《天空之眼》则是导演嘉文·胡德对于"电车问题"给出的现代版解答，也是我敬爱的电影艺术家"斯内普教授" 艾伦·里克曼献给我们的最后一部作品。仔细想来，与其说是解答，不如说是把问题充实后又一次抛了出来，抛给了荧幕前的观众。这样的问题是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 

在一次英美联合军事行动中，凯瑟琳·鲍威尔上校通过无人机监视，发现追捕六年的恐怖分子高层出现在肯尼亚的一所民宅内。当地的特工在帮助确认其身份时，发现了房间内正在谋划自杀式爆炸袭击，于是行动属性由原先的监视改变为空袭斩首。而几个恐怖分子的国籍身份特殊性给这次反恐行动带来了外交和政治上的阻碍。几经波折，在官员政客三番五次的推诿后，斩首行动终获绿灯。然而这时一个肯尼亚小女孩开始在目标房屋旁贩售面包，闯入了空袭目标的爆炸范围，几乎肯定会造成"附带伤害"。这便出现了文章开头提到的"电车问题"：猎杀恐怖分子，挫败自杀袭击，可能拯救数百人的性命，但几乎确定要牺牲无辜的小女孩。相反，如果因为小女孩而贻误战机，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到底要不要发射？ 

《天空之眼》设置的几个层面非常耐人寻味，操控导弹的士兵，军方高层，文官政客，以及远在他国访问的国家首脑和作为盟友的美国高层。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的递进关系，也是以战场为圆心由近及远的距离关系。越是接近真实战场的人，人性与道德感就越强，而越到外围越稀薄。一线的战斗人员一心想救小女孩脱离危险，甚至不惜以身试险；指挥部的人们计算的是政治上的得失，并且互相推卸责任。而远在他国访问的高层则不太当回事儿。最终，这一切都重重的压在了那两个负责发射导弹的年轻士兵身上。 

飞弹发射了，女孩与恐怖分子一起炸死。 

一个无辜的女童死了，但她的死挽救了一场自杀式袭击中牺牲的上百条人命。 

杀一人而利天下，何以不为？ 

功利之上，还有道义。 

也许我们生活在一个连人命都可以按斤计算的世界，也许我们的生长环境驱使我们更加功利，但那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无论我们更倾向于哪方，《天空之眼》都是一部反恐题材的电影，行文至此处，不禁让我想到了我国的反恐环境，令人不敢深入。无论怎样，反恐战争中永远没有赢家。 

最后，引用艾伦-瑞克曼所扮演的将军的一句台词来作为结尾。 

"我去过五次自杀式袭击发生之后的现场，布满尸体的现场。你今天喝着咖啡吃着饼干看到的这些场景，是很不幸的，但这些人可能做出来的事，会更为不幸。永远不要对军人说，他不知道战争的代价。"